作者簡介
鄭保衛，1945年生于山東淄博高青縣。196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78年重返母校師從甘惜分老師攻讀新聞學專業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后先后在國際政治學院新聞系、新華社中國新聞學院任教（期間曾任新華社國內部記者），2002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受聘廣西大學特聘君武榮譽教授、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被聘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新聞學科專家、教育部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理論》首席專家，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全國新聞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理事長、中國新聞學院研究生部主任、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等。
出版著作30余部，發表論文500余篇，20余項科研成果獲國家和省部級獎項。代表作有《鄭保衛文集》（三卷本）《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及其中國化研究》《新聞學導論》《新聞理論新編》《論新聞學學科地位及發展》等。主編《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思想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十二講》《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論著導讀》等。
編輯部按語
本文回顧了中國新聞學從借鑒西方到本土化探索，歷經曲折的百余年發展歷程；分析了當前中國新聞學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存在的困境和問題，以及面臨的危機和挑戰；提出必須理直氣壯地保衛發展創新中國新聞學、堅持“新聞為本”和“新聞立學”“新聞立院”發展理念、堅持“立足中國土，請教馬克思”、堅持推動思維與理論創新、堅持“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處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國新聞學唯有通過持續而自覺的學術努力，才能更好擔當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努力使中國新聞學真正成為一門既具中國特色又有普遍意義的“顯學”。因本文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編輯部特鄭重推出，期待能為讀者提供專業參考和啟示。
2025年8月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等多個學術機構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新聞學大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大會匯聚了全國諸多新聞院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專家，以及主流媒體機構負責人，大家共同探討中國新聞學新時代使命任務及未來發展。
本文以《再論保衛發展創新中國新聞學》為題，是想說明，當前處在媒體技術迭代、傳播格局重構和社會需求轉變等多重張力下的中國新聞學，其知識體系、研究方法與實踐導向，亟待在維護原有學科理論與學術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性發展。作者所說的“保衛”，并非固步自封，而是要以更加堅定的學科自主性迎接各種挑戰；所謂“創新”，也并非簡單移植外來理論或追逐學術熱點，而是要扎根中國實踐，形成具有主體性的理論話語和創新成果；所謂“發展”，也絕非滿足于對既有范式的修修補補或被動適應，而是要以高度的歷史自覺性與理論前瞻性，主動引領學科轉型，在回應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知識體系、價值邏輯與實踐路徑的全面躍升。
處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國新聞學唯有通過持續而自覺的學術努力，才能更好擔當起時代賦予的使命，為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體系、形成與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新聞學術話語作出創造性貢獻。
一、中國新聞學百余年曲折發展
中國新聞學的百余年發展，是一部從“西學東漸”、借鑒國外，到立足中國、獨立發展的奮斗史。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現代新聞學教育與研究的開端。這一時期，中國新聞學主要師法歐美，處在學習借鑒階段，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帶有某些西方新聞學印跡的中國傳統新聞學理論成果。其標志是1919年出版的徐寶璜的《新聞學》，1923年出版的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和1926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這三本分別研究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和新聞事業史的專著的出現，說明中國新聞學已經開始形成自己最初的學科體系。
歷史的轉折發生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中國的傳播。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黨的創始人，在20世紀初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共產國際與蘇俄辦報經驗的過程中，結合自身辦報實踐，形成了創辦政治性報刊、揭露批判舊制度舊文化、傳播新思潮新文化、宣傳黨的政策主張、教育引導人民群眾、組織指導革命斗爭等一系列最初的無產階級辦報思想。［1］1941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新聞研究室，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把新聞工作作為一種學問來作專門研究，開啟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研究的歷史進程。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社論總結的“黨性、戰斗性、組織性”，以及“密切地與群眾聯系、反映群眾的情緒……教導他們，組織他們，而且要成為他們的反映者、喉舌，與他們共患難的朋友”等，是中國共產黨黨報改革轉型過程中形成的重要辦報理念。［2］1943年，陸定一在《解放日報》發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新聞學的理解和認識，他提出的“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3］的這一新聞定義及其理論闡釋，成為中國新聞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成果。1947年1月11日重慶《新華日報》在社論《檢討與勉勵》中指出：“《新華日報》是一張黨報，也就是一張人民的報，《新華日報》的黨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4］這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基石。1947年6月，《晉綏日報》和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共同刊發《不真實新聞與“客里空”之揭露》一文，由此而引發解放區新聞界展開了一場以反對“客里空”為內容的堅持新聞真實性的思想教育運動，這既是一次重大新聞變革實踐，更是一個重要思想理論成果。而1948年4月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和1948年劉少奇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黨的新聞工作一系列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科學認識，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和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走向成熟的標志性成果。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科發展迎來了春天。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成立，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195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學專業（1952年全國第一次院系調整時，由撤銷后的燕京大學新聞系組建而成）并入后，這一“三源合流”的舉措，壯大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教學與科研力量，使之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聞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鎮。在吳玉章老校長的關心指導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專業發展迅速，成為當時學校最大的系和專業。當時，新聞系不但辦有自己的印刷廠，還辦有公開出版發行的報紙。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首任系主任安崗撰文《怎樣進行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研究新聞學簡單規劃”；同時制訂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進行社會主義新聞學教育、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計劃》（草案），提倡建設“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學”［5］等一系列辦學理念和研究思路。在學習借鑒蘇聯新聞院校辦學和組織科研經驗的基礎上，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造和建設中國新聞學，成為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主要內容。而1956年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新聞改革是一次探討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變革的重要實踐，豐富了社會主義辦報理論，也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理論創新。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受“左”的思潮的影響，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也受到很大制約和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學科發展被迫中斷和停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新聞學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中迎來新的發展階段。通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我們恢復黨的新聞工作歷史傳統，重新認識新聞學本體理論，為新聞學的學科發展開辟道路。這一時期，新聞院校恢復招生，新聞學研究快速推進，新聞學學科建設正式提上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成立，使新聞學學科進入國家級學術平臺。而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和中國新聞史學會等學術組織的成立，則標志著我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術研究開始在全國推開，并且展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新氣象。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傳播學開始傳入我國，許多新概念新知識新方法的引介，使得我國新聞學者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但隨著傳播學在我國的快速發展，以及“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等西方理論的不斷進入，我國新聞學也受到一定的沖擊和影響。一些新聞學者感覺，相比傳播學，傳統新聞學的研究內容顯得“陳舊”，方法較為簡單，創新存在困難，由此在學術迷惘中陷入了對新聞學的“自我否定”。特別是1997年學科調整后，雖然國家將新聞學與傳播學共同提升為一級學科，但傳播學的發展卻更顯強勢，全國高校很快便掀起了一股“傳播學熱”［6］。在此背景下，新聞學核心課程被壓縮，新聞史論研究被邊緣化，隨之而來的是“新聞無學論”的興起與蔓延。一時間，“新聞學是白開水一杯”“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和“用新聞傳播學替代新聞學”等奇談怪論紛紛出現，新聞學被貶損、矮化、詆毀，陷入了生存危機之中。
面對挑戰，2003年，教育部高等學校新聞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在安徽大學聯合舉辦主題為“新聞學與傳播學關系”的學術年會，希望能借此會議交流研討，辨明是非、凝聚共識，為新聞學的生存發展掃清障礙。受何梓華會長會前的吩咐，參加會議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保衛在會上發言，闡述了對新聞學與傳播學關系的認識。他認為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學科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并強調中國新聞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經具備條件（有獨自的研究對象、獨立的理論和知識體系，得到國家的權威認可），同時指出“新聞無學論”的要害是否定中國新聞學“有學”，進而呼吁要維護中國新聞學學科地位，促進中國新聞學學科發展。當時在場的蘭州大學新聞系主任劉樹田老師笑稱“鄭保衛老師在保衛新聞學”。從此，“保衛新聞學”成了鄭保衛始終堅守的使命。這期間，新聞學界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紛紛加入“保衛新聞學”的隊伍之中，為維護新聞學的學科地位，促進新聞學的學科發展添磚加瓦、凝聚力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把新聞學列為國家重點扶持加快發展的九大學科之一，并將其列入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之中，為新聞學發展提供了思想動力和學術支持。
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黨的新聞工作性質任務、功能作用、指導方針、工作原則、人才培養、隊伍建設等一系列重要論述，繼承并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推動了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理論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戰略高度，系統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工作中的一些核心理論問題，提出了“黨媒姓黨、人民至上”“高舉旗幟、引領導向”“黨性人民性相統一”等重要觀點［7］。特別是高度凝練的“七個堅持”①原則，不僅為中國特色新聞學筑牢了理論根基，也為其學科建設與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新聞學列入需要“加快完善”的、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11個重要學科之一，并且提出要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8］的任務。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新聞學學科的重視和期待，同時也反映出新聞學學科得到了黨和國家的認可與肯定。新聞學學科地位的快速上升和不斷鞏固，標志著中國新聞學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期，這是幾代新聞理論和實務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結果。
二、中國新聞學當前發展面臨的危機和挑戰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史可以看出，從根本上看，它是一部新聞學應對結構性學術困境與危機和挑戰的轉型史。而每一次危機和挑戰的發生與化解，都深刻映射著社會轉型、市場化運作和傳播技術沖擊，以及西方話語影響等因素的交織作用，其演進軌跡體現出我國新聞學在話語權力變革中尋找自身坐標的艱難歷程。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我國新聞學發展大體經歷了三次較為嚴重的危機和挑戰。
第一次危機和挑戰，是指從1978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后，在社會轉型、思想解放、撥亂反正、觀念更新過程中，我國新聞學出現的生存危機。這次危機要解決的是中國新聞學學術地位的合理性與學科重建問題，即“中國（社會主義）新聞學是否有學”問題。
這期間，新聞界通過學術會議和論文研討等方式，總結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極左路線下，新聞工作偏離正確方向的教訓，旗幟鮮明地批駁了“媒體只能是階級斗爭工具”和“新聞等同于政治宣傳”等錯誤觀點，提出了“回歸新聞本位”和“遵循新聞規律”等學術主張。以甘惜分、王中、方漢奇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成為這場撥亂反正、學術變革的思想先鋒和中堅力量。王中先生從科學本質出發，強調探尋“客觀規律”是新聞學立足的理論基石，呼吁排除蒙昧主義干擾。甘惜分先生結合自己對“文化大革命”中極左路線給新聞學帶來沖擊的切身體會，提出“新聞學就是研究新聞事業規律的科學”［9］這一重要命題，他1982年出版的《新聞理論基礎》作為新中國第一部系統新聞理論專著，為新聞學學科重建提供了奠基性文本。方漢奇在1985年發表的《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一文中，明確指出“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是“屬于文化史的部分”［10］。這一觀點突破了此前新聞史研究長期依附政治史或革命史的局限，強調新聞史需回歸史學本體，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核心。
在解放思想、重塑理論的同時，新聞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制度重建也隨之展開。全國新聞院系積極推動新聞教育體系的恢復與重構，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相繼將原先的“新聞系”升級為“新聞學院”，提高了辦學層次，加重了學術研究，成為學科建設的重要基地。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的成立，標志著新聞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多元化探索。新聞學專業教學點數量在短時間內顯著增加，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零星分布，到1991年迅速擴展到全國29個省（區、市）的60余個。新聞學術研究隊伍也逐漸開始形成規模，為后續發展積蓄了人才隊伍和學術力量。通過上述努力，我國新聞學逐步擺脫了依附于文學的狀態，其獨立學科地位得到國家層面初步確認，1990年被確定為文學門類下的二級學科，1997年又與傳播學一起同時被提升為一級學科（以“新聞傳播學”為一級學科名稱）。
第二次危機和挑戰，是指從1992年國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在新聞事業開始市場化運作過程中，我國新聞學出現的生存危機。這次危機要解決的是市場化浪潮沖擊下所導致的新聞職業倫理失序和新聞行業行為失范所帶來的問題，即要解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須建立什么樣的新聞職業倫理和新聞行業行為規范，以及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么的問題。
這期間，新聞界在查找問題、總結教訓、建立制度的過程中，通過反對虛假報道、“有償新聞”和新聞侵權等行業不正之風，對新聞教育、隊伍建設和理論研究進行改造，形成了加強新聞職業倫理和新聞行業行為規范的一系列成果。1994年由中國記協牽頭開始了對1991年制定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進行修訂與推廣工作，力圖使抽象的倫理原則轉化為可操作、可評價的職業規范。通過一系列工作，新聞界在反對“有償新聞”、保護消息來源、尊重個人隱私，以及建立有效自律與他律機制（如新聞評議會）等方面取得共識。2015年成立的“中國記協新聞道德委員會”，就是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倫理制度建設的一項成果。此外，新聞界還就在新聞事業的“雙重屬性”（事業性質、企業管理）模式在實際運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探討，為新聞職業角色定位和新聞行業行為規范尋找理論支點。
圍繞“新聞學追求的終極目標”，新聞界展開了更富哲學內涵和理想色彩的理論交鋒。一些學者超越技術層面，強調新聞傳播的根本目標在于服務公共利益，守望社會正義，保障公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促進民主政治進程與社會文明提升。這種“公共性”明確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導向，強調以服務社會公共福祉為目標，嚴格防止新聞從業者將代表公眾行使的新聞傳播“公共權利”變成“個人私權”。
這期間，新聞院校開始加強新聞倫理課程建設，行業內部則開始推動社會責任報告發布（由中國記協2014年開始組織實施）等自律措施。通過對新聞倫理規則和新聞職業規范的重建與價值回歸的探討，我國新聞學在洶涌的市場化浪潮中，初步確立了堅守“公共性”、自覺服務人民的方向，為在價值多元時代尋求平衡與發展奠定了基礎，完成了從“合法生存”到“價值重鑄”的歷史轉折。
第三次危機和挑戰，指的是互聯網新技術快速發展，社會化媒體逐漸壯大，信息傳播呈現全球化趨勢后，我國新聞學出現的生存危機。這次危機要解決的是技術革新與專業壁壘所帶來的新聞學學科被“再度邊緣化”的問題，即隨著社交媒體、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網絡傳播新技術的崛起所導致的對傳統新聞業壟斷地位的瓦解。在此背景下，我國新聞學如何在技術浪潮沖擊與西方話語影響中堅持主體性和主導性，以及如何解決方向迷失（西方化取代中國化）、價值錯位（技術壓倒人文）、實踐脫節（學術不接地氣）、歷史割裂（忽視本土經驗）等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問題集中表現為：首先是學科理論自主建構能力不足問題。一些人對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基本范疇、核心命題缺乏系統化、時代化的學理闡釋，因而在技術沖擊與全球學術交流背景下，我國新聞學研究未能建立有效的理論甄別與轉化機制，導致多元范式陷入無序拼貼而非有機融合。在此情況下，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的中國新聞學理論體系、以專業主義為核心的西方新聞學理論體系和以民國時期商業報刊辦報理念為代表的傳統新聞理念為參照的歷史話語體系“三種體系并存”的研究范式。由此，導致在一些新聞學理論研究中出現了概念含混不清，以及名實分離的現象，如將“講真話”簡單等同于西方的新聞客觀性原則，將“輿論監督”機械套用權力制衡邏輯等，其結果弱化甚至背棄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下的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理論內核。
其次是研究成果存在“三脫節”問題。其表現一是與本土實踐脫節（如對媒體融合痛點、國際傳播瓶頸等難題缺乏深度調研）；二是與業界需求脫節（對策建議脫離中國傳媒生態實際）；三是與學科使命脫節（過度依賴西方理論框架來解讀中國經驗）。對此，有人評價說，當下我國新聞界出現了“學新聞的不做新聞，做新聞的不學新聞，教新聞的沒做過新聞，研究新聞的不關心新聞”的怪現象。另外，長期以來傳播學研究的強勢發展，導致對西方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的崇拜擠壓了新聞學研究的空間，而對本土新聞事業轉型中的核心問題缺乏深層次、系統性探究。再是，部分研究者缺乏“問題意識”與田野調查精神，僅僅滿足于將抽象概念嫁接替代現實問題研究，因而陷入“理論懸浮”“理論玄化”和“概念空轉”的怪圈之中。還有一些研究者缺乏對新聞生產場域變遷的切身體認，從業者則鮮少參與學術話語生產，這種雙向疏離現象，造成了一些新聞學學術成果陷入“自循環”狀態。
最后是專業教育核心理念迷失與人文精神弱化等問題。當前，在傳播技術沖擊下，一些新聞院系被動適應市場短期需求，未能堅守新聞教育“能力培養+價值塑造”的雙重使命，在專業定位、課程安排、就業方向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地“去新聞化”。如在2024年的新聞傳播學學科目錄中，新聞學占比銳減至1/7，傳統采編訓練被削弱；學生知識結構碎片化，邏輯思辨與人文素養不足，“四力”（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培養虛化；畢業生核心競爭力下降，專業吸引力持續衰減等。此外，還表現在教師評價機制忽視教學投入與實踐轉化，出現重科研輕教學現象，“雙師型”教師稀缺，實踐教學流于形式等。
三、保衛發展創新新聞學的路徑和方法
（一）理直氣壯地維護中國新聞學學科地位
中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問題，始終是學界關注的一個話題。近年來，以“新聞無學論”為代表，一些人總會時不時地對中國新聞學說三道四。例如2009年，有位學者發表了一篇回顧改革開放30年中國新聞學發展歷程的文章，標題是《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文章認為，回望30年發展歷程，中國新聞學猶如夕陽西下，正在走向衰亡。為此，鄭保衛隨即發表《邁向輝煌的中國新聞學》[11]一文，與該文作者商榷，文章認為該文的基本觀點缺乏事實依據，同時明確指出中國新聞學30年來不斷變革發展，成果顯著，有如旭日東升，前途燦爛輝煌。2017年，有位學者撰文認為，“中國所談的新聞學和西方各國所談的新聞學是同一個新聞學”，并提出不應將“同一個學科劃分某階級、某黨派、某民族、某國家”；還有人認為“學術界應該擺脫意識形態、階級立場、價值取向來進行單純的學術研究”［12］，其觀點反映了長期以來我國新聞學術領域關于“報道客觀”“新聞自由”和“媒體獨立”以及“普世價值”等西方話題討論中所出現的一些思想傾向。其實，這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下的一些所謂“職業理念”或“倫理追求”，而非對新聞事業現實狀況的客觀描述。在實踐中，新聞的生產和傳播總是發生在特定的國家、社會制度和法律框架內。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強調新聞的黨性、階級性和人民性，認為新聞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服務于黨和人民的利益。這是我國新聞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中國新聞學的立學和立論之基。
面對“新聞無學論”，以及“新聞學衰亡論”“新聞學無差別論”等觀點的挑戰，當前保衛中國新聞學依然任重道遠。這一使命不僅關乎對中國新聞學學科獨立性的捍衛，更需要我們回歸中國新聞學的基本觀念、理論、原則及實務操作原理，構建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以人本主義為根基的學科體系。尤其需要明確，中國新聞學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認定新聞事業是黨的事業，也是人民的事業，必須恪守黨性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等。這些基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與西方以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形成的資產階級新聞理論有著本質區別。因此，我們需要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學術自信，理直氣壯地維護中國新聞學學科地位。唯有如此才能隨時警惕并抵制各種貶損、矮化、詆毀中國新聞學的思潮和言論，走出對中國新聞學的理論認知誤區，夯實中國新聞學的學科理論根基。
（二）堅持“新聞為本”和“新聞立學”“新聞立院”發展理念
縱觀國內外傳播學研究發展史可以發現，傳播學興起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新聞業發展到廣播電視等媒體形態階段，形成社會性的大眾傳播業之后出現的。最初的傳播學研究主要基于媒體傳播對社會與公眾的影響及效果。特別是中國的傳播學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幾位新聞學專業老師翻譯和引介的，由此促成了傳播學在我國的興起與發展。因此可以說是先有新聞學，后有傳播學，新聞學是我國新聞與傳播院校辦學之“源”、立學之“根”、興學之“魂”，是新聞學為傳播學提供了學科研究的實踐平臺和理論基礎。
因此，我國新聞與傳播院校的專業教學、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學院發展，以及人才培養、隊伍建設須始終堅持“新聞為本”和“新聞立學”“新聞興院”的發展理念，即要以新聞學為基礎、為參照、為引領，要著力改變“重傳播輕新聞”，以及“重實踐輕理論、重技術輕理念、重業務輕史論”等狀況。為此，課程體系須強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打好新聞學史論基礎，尤其要注重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學生鑄魂、培根、導向。同時，要堅持以采寫編評等新聞業務核心技能為根基，加強對學生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人文素質培養；實踐教學須深化改革，打破形式化的實習模式，建立學校與媒體深度合作機制，讓學生在真實工作環境中體驗學習，鍛煉能力，提高本領；師資隊伍結構須增加具有豐富新聞實踐經驗的、來自媒體一線的業務人員比例，健全新聞學界與業界導師共同指導研究生的雙導師制，同時給予本土培養的新聞學博士更多發展機會；教師評價體系須深化改革，降低形式化論文指標權重，增加教學成果、實踐貢獻、社會影響等多元評價標準，等等。
（三）堅持“立足中國土，請教馬克思”
實事求是地看，近些年我國新聞院校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習、教育和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收到了積極效果，但也存在一些“本本主義”和浮淺化的傾向。一些院系滿足于學生對一些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概念定義和重要觀點的灌輸，卻沒有引導學生去理解其生成邏輯、理論內涵和實踐基礎，更缺乏將這些理論觀點置于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波瀾壯闊的時代背景下，去分析和解決當前黨的新聞工作中一些實際理論與實踐問題，尤其是不善于引導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下中國面臨的復雜輿論生態、國際傳播困局、技術變革挑戰等。這種學習、教育和研究往往止步于書本學習，而未能轉化為“活學活用”的能力。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在于其解決我國新聞工作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能力。如果僅僅拘泥于對個別詞句觀點的考究與驗證，忽視對其核心精髓（如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方法、人民立場、實踐觀點）的把握和在中國語境下的創造性運用，其結果只能導致理論的僵化與實踐的乏力。要克服這一困境，必須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習、教育和研究從“文本中心”轉向“問題中心”，從“概念灌輸”轉向“思維訓練”和“能力培養”，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要求，使其成為指導中國特色新聞事業健康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而非束之高閣的歷史典籍。
（四）堅持思維與理論創新
創新是新聞學保持生命活力的源泉。在網絡技術重塑媒體生態的今天，新聞學研究和教育亟須重塑價值理性，以探究真理的“深度思辨”來替代不求甚解的“表層記憶”，要以人民立場和社會責任取代資本與技術的邏輯霸權。在信息泛濫的時代，新聞學人才的核心競爭力在于體現“思想深度”和呈現“人性光輝”。這就要求我們始終堅持立足中國國情，從我國新聞工作優良傳統中汲取養分，如要把握正面宣傳的思想感染力、典型報道的輿論引導力，以及“耳目喉舌論”服務黨和人民的初心與真情，要鼓勵新聞工作者深入基層、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沉下心來去采寫“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新聞作品”。
著名記者范敬宜1979年農村改革初期，通過深入農村田間地頭向農民調查和請教，采寫《莫把開頭當過頭》述評文章的案例表明，真正的新聞創新不是來自技術革新，而是需要新聞工作者借助“四力”，深入基層、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發現時代本質的新聞敏銳性與政治洞察力。當前，應減少對媒介技術的過度側重，強化經典文本精讀和辯證思維訓練，培養學生在基層實踐中發現真問題的能力。
（五）堅持“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
發展中國新聞學的核心問題在于重釋中國經驗，推動從西方理論消費者向本土問題解答者的轉變。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須遵循“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的原則。所謂“不忘本來”，是要求我們繼承好黨的新聞工作優良傳統，把握好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精髓；所謂“借鑒外來”，是要求我們批判性借鑒國外學術成果，防止生搬硬套；所謂“面向未來”，是要求我們聚焦新時代黨的新聞工作實踐，將當前亟待解決的融媒體建設、國際傳播能力提升等重大新聞工作理論與實踐命題，轉化為學術創新的重要領域。對一些原創性話語體系的打造，須提煉出類似“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等標識性概念，以中國視角回應人類新聞傳播活動的共同命題。
四、推進全國新聞學術共同體建設再上臺階
學術共同體是學科建設的中心環節和基本保障，它可以統籌學科建設，配置學術資源，聚合學術團隊，促進學科協同與知識創新，推進學術交流與合作，維護學術誠信及聲譽，提升學科影響力和公信力，因而具有重大意義和重要作用。
我國第一個新聞學學術共同體是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會長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兼任，研究會副會長為徐寶璜。徐寶璜在研究會所辦新聞培訓班的講稿《新聞學》，于1919年出版，成為中國新聞學誕生的標志。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新聞學科雖然也開展過一些學術活動，但由于一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有計劃、有組織的新聞學學術共同體建設，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全面改革發展才開始。20世紀80年代，幾家新聞學學術共同體機構相繼成立，開啟了中國新聞學學科建設與發展新的篇章。
1984年11月2日成立的中國新聞教育學會，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新聞學界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新聞學學術共同體，由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復旦大學等高校發起成立。首任會長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溫繼澤，副會長有甘惜分、王中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何梓華、秦珪、鄭興東，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曹璐和國際政治學院新聞系鄭保衛，作為籌備組成員參加了學會成立大會的籌辦工作。研究會成立受到中央主管領導的關心，胡喬木邀請參加成立大會的學會首屆理事到中南海座談，聽取大家對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科建設的意見。該學會后來根據民政部的要求并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更名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委員會”，成為二級學會。
1989年4月成立的中國新聞史學會，是我國新聞史學界成立的一個學術機構，首任會長為方漢奇，副會長包括寧樹藩、趙玉明等。由于“中國新聞教育學會”變成了二級學會，該學會成為目前全國新聞學科唯一的一個專業性一級學會。
2005年3月26日，“全國新聞傳播學科基地主任聯席會議”成立，這是進入新世紀后新聞學界為了集中全國學術界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進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建設，組建的第一個全國性新聞學術共同體機構。該機構由教育部新聞學與傳播學科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和教育部國家985創新基地倡議成立，發起人為羅以澄、童兵、鄭保衛。首屆會議在武漢大學舉行，會上形成了“4+3+2+1”的會議機制，即參會人員由4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學與傳播學科）重點研究基地主任（鄭保衛、張國良、胡正榮、張金海），3個教育部（新聞學與傳播學科）國家985創新基地主任（高鋼、童兵、羅以澄），2個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鄭保衛、丁淦林）和一個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趙玉明）組成。該機構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學會組織，但通過這個會議平臺，全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界共同把脈學科發展，對推動學科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該會議機構在舉辦了6屆會議后，于2011年由“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發展論壇”所替代。
2008年11月15日，“全國新聞學研究會”成立，這是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的一個新聞學研究機構，鄭保衛為會長。成立大會同時召開了“首屆中國新聞學年會”，這是首次以“中國新聞學”為名稱舉辦的年會。此后，該年會一共舉辦了11屆，最后一屆年會以“中國新聞學研究與教育百年暨新聞教育改革四十年”為題，2018年11月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
2011年12月“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發展論壇”組建，這是替代“全國新聞傳播學科基地主任聯席會議”的一個學術平臺。其成立背景是：2010年底，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托鄭保衛牽頭組織起草制定“教育部新聞傳播學學科‘十三五’戰略規劃”。2011年1月16日，“教育部新聞傳播學科‘十三五’戰略規劃工作會議”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新聞院校的70余位著名專家和學科帶頭人，大家共同商議“十三五規劃”制訂方案，商討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發展大計。此次會議決定組建“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發展論壇”。
2011年12月10日，由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和藝術學學部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發展論壇”在香山舉行（又稱“香山峰會”）。此論壇與原先的基地主任聯席會議相比，參會人員更多，代表性更強，探討的議題也更加廣泛和深入，因此，替代了基地主任聯席會議，成為我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界的一個新的學術平臺。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5·17”講話）中把新聞學作為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需要加快發展的11個學科之一，這體現了黨中央對新聞學的重視，也顯示了新聞學學科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鄭保衛作為新聞學學科學者代表之一應邀出席會議，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很受鼓舞。會后，鄭保衛向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和藝術學學部召集人曾繁仁教授提出，應該盡快落實“5·17”講話精神，乘此機會推進新聞學科建設。他建議組建一個新聞傳播學科咨詢機構，以便于集中集體智慧開展學科建設工作，促進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建設邁上一個新臺階。
經與相關新聞院校商議，最后經學部領導同意，確定咨詢組由9人組成：鄭保衛（中國人民大學）、童兵（復旦大學）、羅以澄（武漢大學）、胡正榮（中國傳媒大學）、張國良（上海交通大學）、唐緒軍（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昌鳳（清華大學）、高曉紅（中國傳媒大學）、張昆（華中科技大學），由鄭保衛擔任召集人。
2016年10月28日，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和藝術學學部新聞傳播學科咨詢組第一次會議在蘭州大學舉行。出席會議的咨詢組成員就咨詢組的定位、功能、任務，以及活動內容及方式進行了討論，并達成共識。大家希望咨詢組能夠團結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界朋友，為促進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建設，特別是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發揮好組織協調和決策咨詢作用。
2018年3月24日，學部咨詢組第三次會議在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行。此次會議增加了幾位全國主要新聞院校班子換屆后的新院長：胡百精（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張濤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陸紹陽（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強月新（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韋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還有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丁柏銓教授。
組建一個以“中國新聞學”為名稱的一級學會，一直是新聞界尤其是新聞學界的愿望。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后，在日益復雜的傳媒生態和技術變革情況下，新聞學學科建設與發展需要迎接系統的結構性挑戰，在國家一級學會層面，成立一個以“新聞學”為核心定位的全國性權威學術組織尤顯重要。“5·17”講話為組建中國新聞學一級學會提供了極大支持。因為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11個學科中，其他10個學科都有全國性的，以學科名稱為名的一級學會，而唯獨新聞學沒有。新聞學科雖然有“中國新聞史學會”這個一級學會，但該學會主要是以研究中國新聞事業史為主旨的新聞學分支機構，雖然后來增加了許多專業分會，但其“史學會”的名稱及其學術定位，不利于新聞學科的整體建設與發展。鑒于這一情況，鄭保衛在征求了一些學部咨詢委員意見后，準備啟動這一進程，并與羅以澄、童兵、高曉虹一起到教育部高教司和社科司尋求支持。
2018年11月，鄭保衛就此事向時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作了匯報，請他給予指導和幫助。徐光春196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當過新華社記者，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宣部副部長、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河南省委書記等，對新聞理論研究和新聞學科建設一直很重視和支持。在他的建議下，鄭保衛組織了一個“當前我國高校新聞學科建設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狀況調查組”，成員包括羅以澄、童兵、丁柏銓、雷躍捷、張昆等人。2019年1月，調查組形成了一份調研報告，由徐光春呈送中央領導。該報告提出的第一個對策建議，就是成立一級學會——“中國新聞學會”，以便更好地引領、規范、統籌全國高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研究和新聞學科建設。
2019年3月，中宣部通知，調研報告已經領導閱批，同意由鄭保衛教授牽頭組建“中國新聞學會”，學會掛靠在教育部，秘書處設在中國人民大學。在與中宣部和教育部有關部門領導溝通后，2019年4月，“中國新聞學會籌備組”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成立，鄭保衛為組長，副組長為胡百精、周勇。當時籌備組已聯系了30余家新聞院校作為共同發起單位，備齊了組建學會所需的相關材料，并設計了學會章程，但遺憾的是，此項工作由于新冠疫情及其他一些原因，最后沒能如愿完成計劃。
上面梳理了這40多年中，我國新聞學學術共同體建設的過程及相關情況，可以看出，學術共同體在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意義及作用，以及新聞界，特別是新聞學界為組建全國性新聞學學術共同體所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和留下的遺憾。筆者認為，這次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共同主辦“首屆中國新聞學大會”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全國新聞院校和科研機構可以再次啟動“中國新聞學會”組建工作，推進全國新聞學術共同體建設再上臺階。組建“中國新聞學會”，可以更好地從國家層面整合學術資源，指導學科建設。它的建立，不僅有助于對以往我國新聞學學術共同體建設優良傳統的繼承與升華，更是推進中國新聞學走向成熟、自信與繁榮的體制性標志。這樣一個高規格的學術平臺，必將更加有力地推動新聞學基礎理論的創新、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對重大現實問題的集體攻關；同時也能更好地促進學界與業界的深度互動，強化新聞人才培養的共識與標準，并在國際學術對話中傳遞中國新聞學的主體聲音。
五、結語
回顧歷史，中國新聞學在百余年發展歷程中雖步履蹣跚、歷經曲折，卻始終走在前進的路上，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一門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學科，進入新時代后，更是步入了創新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黨和國家的關懷、指導和支持，也離不開全國新聞學界和業界同仁的艱苦努力和不懈奮斗。
在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感謝胡喬木、溫繼澤、安崗、羅列，以及甘惜分、王中、方漢奇、丁淦林、趙玉明等一批為中國新聞學學科建設與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老一輩領導和專家！還要感謝中國新聞史學會，以及傳播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編輯出版學、傳媒經濟學及其他相關學科學術機構的同仁，為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建設及發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立足當下，我們需要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學術自信，以集體的智慧和經驗，為“中國新聞學會”的早日建成，為全國新聞學學術共同體建設再上臺階踔厲奮斗，努力使中國新聞學真正成為一門既具中國特色又有普遍意義的“顯學”。
（本文依據作者之一鄭保衛2025年8月27日在“首屆中國新聞學大會”發言稿擴充整理而成。）
注釋：
①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和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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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保衛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廣西大學特聘君武榮譽教授；鄭權為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鄭保衛，鄭權.再論保衛發展創新中國新聞學——中國新聞學百余年發展回顧與展望[J].新聞愛好者，2025（12）：4-11.
原文刊登于《新聞愛好者》2025年12期（總第576期）
詳見《新聞愛好者》2025年第12期雜志、中國知網、萬方數據、龍源期刊網、重慶維普等